吴朋飞、蔺楠：元末开封五门格局形成考论丨202202-60（总第1935期）-测试新闻-开封历史地理信息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泛滥黄河侵入开封城市过程的环境史研究”（15BZS024）和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黄泛平原古城城市形态演变历史研究”（2016GGJS-027）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城门设置对城市外部形态和内部街巷格局起决定性的控制作用，是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历史时期开封城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极为复杂，本文依据文献记载、考古证据和地图复原，对开封城门设置与城门名称变化进行时空分析。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开封五门格局形成时，其内城只有十座城门，元将太不花只能塞五座和留五座城门，而非“余八门俱塞”。现存开封城墙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汴州城，781年李勉重筑汴州城有陆行城门七座，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城门增至十座，一直沿用至1357年，中间只是名称稍有变化，此后开封五座城门格局为明清所沿用。

关键词：元末开封城门格局

明代开封城的地势和城门格局，《如梦录·形势纪》中有专门记载，即“三山不显，五门不对”。其中，“五门不对”的五门，《如梦录》及明清以来的文献记载很清楚，且能确指其具体位置。但对于五门的形成过程，今人不察，或多直接引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祥符县志》中“元将泰不花等以汴城四面城门，止留五座，以通往来，余八门俱塞”的记载，而《元史》卷141有《太不花传》，应忠实于正史，写为“太不花”。其实，这一史料在乾隆《祥符县志》卷16《杂事志·识遗》已有记载，今人多不察。的记载，一带而过，不再深究。以笔者的学术视野，目前尚未见有学者专论此问题。城门的设置及城门数目的增减，对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对城市外部形态和内部街巷格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反映了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环境的适应与调控。本文拟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对元明之际开封如何形成“五门”进行初探，试图回答当时究竟被堵塞了几座城门及其位置。

明清开封城“五门不对”的城门格局形成于元末，这一点确定无疑。“元将泰不花等以汴城四面城门，止留五座，以通往来，余八门俱塞”，该史料表明元明之际开封城门出现变化，形成了“五门”格局。此事发生在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元军统帅太不花为阻止红巾军攻城，对开封城门进行了干预，笔者认为按照文献描述，太不花堵塞和“止留五门”是针对元末开封内城墙上的陆行门而言。问题的关键是“余八门俱塞”，塞的是哪八门，有八门吗？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元代之前开封内城墙上的诸城门设置情况进行一番梳理。

一元代之前开封城门的演变

元末开封内城墙及诸城门的设置，是开封历代城墙和城门不断形成和演变的结果。综观开封城市发展的历史，可谓盛衰至极，反复无常。开封城墙（包括内城墙）的形成、发展变化过程极为复杂。

（一）781年之前的城门

在今开封城市区位上，开封城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战国大梁城的前身仪邑。春秋仪邑的年代、城址等，有待研究。魏惠王六年（前364）魏国将都城自安邑迁到仪邑，改称大梁。战国魏都大梁城大约是兼跨今开封城西北部郊区及老城区的北部和西北部，十二座城门中只有高门和夷门能明确大致位置。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将王贲“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城毁魏亡。

秦灭魏后，在大梁废墟上设浚仪县，属三川郡。此后开封城经过数百年的缓慢恢复，至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在浚仪置梁州，北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改梁州为汴州。隋朝通济渠的开凿，使得汴州城一跃成为日益繁华的“水陆大都会”。唐初沿用隋汴州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对原汴州城进行了一次扩建（一说重筑），扩建后的新汴州城成为后世开封城的雏形。“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汴州城，既比较狭小，又不大坚固，所以在781年汴宋节度使李勉又重筑了一次。”显然，李勉重筑的开封城是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州城。

（二）781年的新设城门

唐德宗建中二年，时任永平军节度使兼汴州刺史的李勉对南北朝时的汴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筑”，史称“筑罗城”。《旧唐书》载，春正月“丙子，以汴宋滑亳陈颍泗节度观察使、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勉为永平军节度、汴滑陈等州观察等使……三月庚申朔，筑汴州城。……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李勉所筑汴州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面积较现存开封城墙范围略小。考古工作者在对现存明清东、西城墙缺口处的勘探和北宋东京城南、北城墙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在宋内城城墙遗址下发现了唐汴州城遗址。考古证实，唐汴州城的东、西墙叠压在北宋内城东西城墙的墙下，南、北墙则由于金代后期的毁坏，残墙淤埋于现地表下深10～12米处，残宽10米左右，系夯土版筑而成。残墙基仅存厚约30厘米，墙基下是一层厚约5～30厘米的碎砖瓦层，作为城墙的基础。据考古初步勘测，四墙如均按直线计算，其形制略为东西稍长、南北略短的正方形，四墙总长11550米左右。若按东西长2900米，南北长2875米，则其面积为8.34平方千米。

新筑的汴州城共设城门7座，其中南面一门，名尉氏门；东面二门，偏南为宋门、偏北为曹门；西面二门，偏南为郑门、偏北为梁门；北面二门，西为酸枣门、东为封丘门。汴州城修筑完工后，李勉将原驻宋州（今商丘睢阳区）的节度使署衙移到汴州，设在州城内北偏西处，四周筑有城墙，时称牙城，周长约四里。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时任宣武军节度使的董晋又在汴州城东、西墙各修建一座汴河水门，韩愈的《汴州东西水门记》记载了此次修筑盛况。在李勉和董晋的营治下，开封城市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刘宽夫（825～868）在《汴京纠曹厅壁记》中言：“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至此，可以确认唐代汴州城共有城门7座，水门2座（见图1）。

图1 781年的开封城门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下同。

（三）五代城门名称的变化

五代时期，开封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国都。五代汴州城在绝大部分时间沿用的是李勉781年扩建后的汴州城，在后周世宗增筑罗城之前，汴州城门延续唐制，并未加以增减，只是后梁、后晋时更换过门额名称。

后梁时期，七门仍沿唐汴州城旧制，只是城门名称发生了变化：南面的一门，尉氏门改为高明门；东面二门，南边的宋门改为观化门，北边的曹门改为建阳门；西面二门，南边的郑门改为开明门，北边的梁门改为乾象门；北面二门，西边的酸枣门改为兴和门，东边的封丘门改为含耀门。

后晋天福二年（937）夏五月，石敬瑭迁都汴州，复升汴州为东京，置开封府。改京城诸门：南门尉氏门改为薰风门；西面二门，南边的郑门改为金义门，北边的梁门改为乾明门；北面二门，西边的酸枣门改为玄化门，东边的封丘门改为宣阳门；东面二门，北边的曹门改为迎春门，南边的宋门改为仁和门。

后周时期，开封城墙形态发生变化，但城门数目未出现变动。五代末期的后周广顺二年（952），周太祖郭威曾下诏：“开封府修补京师罗城，率畿内丁夫五万五千，版筑旬日而罢。”因当时新的外城尚未修筑，此处“罗城”仍是指唐以来一直沿用的汴州城墙。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开封城墙形态出现大变，形成“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城市结构，当时“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世宗“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即在原唐汴州城的四周重新规划增筑了一道城垣，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号曰外城、罗城，也称新城。原唐汴州城的城垣，则被称为内城、旧城，仍为“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城门未出现变动。至此，五代时期的开封城门（北周时的内城城门）与唐代相比，城门仍为7座，水门2座，只是城门名称有些改动。

（四）北宋内城的城门

北宋定都开封，其都城继续沿用北周955年所形成的“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的城市格局，并不断修缮完备。故北周时的内城墙仍为北宋继续使用，《宋会要辑稿》对唐宋城墙的沿革关系记载很清楚，即“东京，唐之汴州，梁建为东都，后唐罢之，晋复为东京，国都因其名。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唐汴州城，建中初，节度使李勉筑，国朝以来号曰阙城，亦曰里城”。北宋内城在沿用唐汴州城墙的同时，又在南城墙上增加了东门保康门、西门崇明门以及北墙上的西门天波门，这样北宋开封内城共设城门12座，其中陆路城门10座（见表1）。

表1 开封城墙城门名称演变一览

由表1可知，北宋开封内城所设城门共计12座，其中陆路正门10座，汴河角门子2座（见图2）。这些城门的名称沿袭前代又多次改动，又有俗称、旧称。10座正门中，南墙有城门3座，中为朱雀，西为崇明，东为保康；西墙有城门2座，南为宜秋，北为阊阖；北墙有城门3座，中为景龙，西为天波，东为安远；东墙有城门2座，南为丽景，北为望春。这些城门的正式定名，除保康门为大中祥符五年赐名外，其余的都是宋太平兴国四年九月赐额改名的。另外，《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汴河南岸角门子、汴河北岸角门子是“陆行便门，不在正门之列”，而且角门子是与汴河上的水门闸一起，一并构成北宋东京内城特殊的水门形制。这与外城汴河入城时所设南北角门子加拐子城的水门形制不同，这一点在《北宋东京水门考》里已有很清楚的解释。杨庆化的《北宋东京城水陆城门考补》一文提出内城“15座之说”，即“东京内城的城门数量不是12座，而应是15座”。他在12座城门的基础上，认为“汴河穿过内城的上、下水门，金水河进入内城的水门，共3座水门被漏掉了”。显然，搞清当时的水门形制和记述方式很重要，不能认为只要城墙上有开口就可以认为有城门。汴河穿过内城的上下水门是和其所设角子门一起作为城门系统看待的。

图2 979年的开封内城城门

北宋东京内城城垣遗址的范围已被考古探出，城门中只有朱雀门遗址和汴河西角门子遗址的位置大致测定，其余各门址尚未找到。整个内城遗址略呈正方形，叠压在今开封老城区范围以内，较现存开封城墙范围规模略小，周长约11550米。南墙基位于今大南门北300米左右的东西一线，自西向东经市二建预制厂、市三建预制厂、迎宾饭店、包公东湖、封吉府街、南泰山庙街、青龙背街，至汽车发动机厂等地。北墙基位于今龙亭大殿北500米左右的东西一线，自西向东经市汽车公司停车场、塑料公司、市人民体育场南部、汽车四队、二十八中学等地。东、西墙基分别叠压在现存开封城墙东、西墙之下。朱雀门为京城正南门，位于今开封老城大南门北350米左右的封吉府街东侧和南泰山庙街西侧之间的中山路路面下。已知缺口宽约150米。由于缺口坐落处为北宋御街遗址，根据位置判断此缺口应是朱雀门遗址。

（五）金代内城的城门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宋王朝偏安江南，开封被金人统治，金朝改东京为汴京。金废帝完颜亮和宣宗完颜珣还曾短暂定都开封，历经21年。金代对汴京城的营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皇宫范围扩大和皇宫格局变化。金汴京皇宫的范围在五代北宋皇宫“周回五里”的基础上，重新营建和扩筑，达到了方圆“九里十三步”的规模，并在原皇宫之外又新筑了一道城作为其皇城，而将原宋皇城作为其宫城，完成了皇城与宫城的正式分离。二是将原北宋东京城内城南、北城墙向外拓展，形成现今开封城墙格局。

此事发生在金宣宗定都开封期间。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为军事形势所迫，将国都由燕京迁至汴京。迁都后，为了抵御蒙古军的进攻，强化城防，金朝曾不断对城墙进行加固维修。贞祐四年（1216）十二月，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最早提出“修南京里城”，金宣宗说：“民力已困，此役一兴，病滋甚矣。城虽完固，朕亦何能独安此乎！”术虎高琪的建议被否定后，翌年，即兴定元年（1217）七月，完颜赛不又上书说：“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极高深，今外城虽坚，然周六十余里，仓猝有警，难于拒守。窃见城中有子城故基，宜于农隙筑而新之，为国家久长之利。”金宣宗“从之”。《金史》卷108《侯挚传》记载：“（兴定）三年（1219）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这里的“里城”，即开封内城。当时侯挚任三司使（掌管经济事务），也应参与了开封内城最后阶段的修筑事务。

根据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对北宋东京城内城和宋、金皇宫遗址的钻探结果，金宣宗筑里城实际上是在北宋东京内城故基的基础上，将其南、北城墙分别向外进行了扩筑。北宋东京内城东、西城墙的故基之上为金代至明清时期开封城的东、西城墙，东京内城南墙的残基之上为金、明时期的黄泛地层，没有发现晚期的城墙建筑；北宋东京内城的北墙之上则为金汴京皇宫的北墙。说明金宣宗筑里城仅是对原北宋内城的南、北城墙体分别向南、向北进行了扩筑，到达现今保存的明清南、北城墙的位置；而北宋内城东、西城墙的位置，历经金、元、明、清至今，一直没有变动。在修筑内城时，拆除了沿线的太学等建筑，就连原来的宋国子监也是“当城所经，弗便也，坏而徙之东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金宣宗扩建后的“里城”，奠定了今日开封城墙的规模基础。

按此，金宣宗筑里城仅是将南、北城墙分别向外进行了扩筑，到达了现在保存的明清南、北城墙的位置，那么城门的设置有无变化呢？王曾瑜指出，“金朝虽然重修宫殿，向北扩大宫城但对宋朝原有的里城和外城的整个城市格局没有更动只是将城门改名”。刘春迎同样认为，金代末年，宣宗迁都开封之后，“再筑子城”，但也不过是将原宋内城的南北两墙向外拓展而已，在城门的设置上，应无大的变化。因而，兴定三年后的开封内城，仍为陆行门10座，但城门的名称出现了变化（见图3）。目前我们知道金代开封内城有三座城门的名称发生了变化。金代中期，按照宋使楼钥的记载，里城的“［旧］宋门，即丽景门，金改为宾曜门”；里城北墙偏东的“旧封丘门，即安远门也，金改为［玄］武门”；里城朱雀门改为“丹凤门”等。（宋）楼钥：《北行日录》卷上。金宣宗筑里城后的新南门名为“丰宜”，《金史》卷二十五《地理志》中有记载：“宫（皇）城门，南外门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门曰丹凤，其门三。丹凤北曰舟（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大金国志》卷三三指出“汴京制度，宣宗所迁，大概依宋之旧”。其他城门名称，恐怕未发生变化。

图3 1219年的开封内城城门

二元末开封五门格局的形成

蒙古军占领开封后，在此设南京路，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为汴梁路。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河南江北行省，以汴梁为省会，开封成为地方政治中心城市。

元代汴梁城的建设保持了金代开封城的格局，只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修汴梁城和仁宗延祐六年（1319）修汴梁护城堤。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黄河决祥符县义唐湾（今开封城东北），水由外城东北水门（善利门）入，不得已乃颓城为堰，以拒水进城。水退后，“增外防百三十里”。延祐五年（1318）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访副使奥屯在上疏中建议：“近年河决杞县小黄村口，滔滔南流，莫能御遏，陈、颍濒河膏腴之地浸没，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远无数里，倘值霖雨水溢，仓卒何以防御。方今农隙，宜为讲究，使水归故道，达于江、淮，不惟陈、颍之民得遂其生，窃恐将来浸灌汴城，其害匪轻。”官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开封城北修建了一道护城堤，城东修建了黄河大堤。延祐六年创修河堤、护城堤，完善开封城北、东面的黄河防御工程。工程由大司农司下都水监移文汴梁分监修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兴工，至三月九日工毕，总计北至槐疙疸两旧堤，南至窑务汴堤，通长二十里二百四十三步。创修护城堤一道，长七千四百四十三步，下地修堤，下广十六步，上广四步，高一丈，六十尺为一工”。这两次修城活动，都与抵御黄河洪水有关，根本未涉及内城，故内城城门未发生变化，仍为10座陆行门。

元末元军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数次战争则导致了开封城门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发生在元顺帝至正年间。刘福通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元军在开封城下曾展开数场激烈战斗，至正十七年农民起义军攻打开封时，“纵火烧汴梁诸门城楼”，当时城内元军统帅太不花为了加强防守，“以汴城四面城门，止留五座，以通往来，余八门俱塞”，至此，开封内城墙上的城门减至五座，即《如梦录》所记的宋门、曹门、南门、西门和北门（见图4）。至正十八年（1358）刘福通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汴梁城后作为首都，也未将那些已堵塞的城门重新扒开。之后，开封五门一直为明清两朝所沿用，直到1927年，冯玉祥开辟新南门（新门），这一城门格局才被改变。

图4 1357年的开封内城城门

按照前文的论述，元军统帅太不花其实仅堵塞了南城墙三座城门中的东西两座城门，留中间的南门；西城墙上两座城门中的南边一门；北城墙三座城门中的东、中两座城门，留东面的北门，共计堵塞了五座城门，留五座城门（见表1和图4）。而非乾隆《祥符县志》所谓的“余八门俱塞”，当时开封内城墙上总共才有十座陆行门，留了五门，又哪来八门呢？我们再从此文献出自该书卷十六“杂事志·识遗”，也很怀疑它的可靠性。

三结语

城门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内外交通，城内外街道的分布格局以及居民的聚居分布形态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通过本文得知，明清开封城五门格局的形成是至正十七年元军统帅太不花人为干预的结果，当时留下五座城门，堵塞了五门，非“余八门俱塞”。从各城墙上被堵塞的城门分析，东西城墙上留下的城门最多，自唐代781年的汴州城就已经确立名称和位置的四门中，堵塞了西城墙上南面的一门郑门，留下的三座，分别为东城墙上的曹门、宋门和西城墙上北面的大梁门；而南北城墙上被堵塞的城门最多，该两段城墙为金宣宗1219年所扩筑，六门中只剩二门，即南城墙上的南门和北城墙上的北门。这或许与各段城墙形成的年代早晚有关，越早的城墙其城门附近的防御设施也就越完善。

总之，现存开封城墙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汴州城，781年李勉所筑汴州城为五代北宋定都开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开封城的发展影响极大。该城墙在781年至955年为开封城墙，955年至1357年则变为开封内城墙（1219年曾南北扩筑），洪武初开封内城墙改为砖城，一直延续至今。781年的汴州城有陆行城门7座，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城门增至10座，一直沿用至1357年，中间只是名称稍有变化，1357年后开封城门则变为5座，为明清开封城所沿用。因此，城门数量的变化，是开展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者：吴朋飞，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蔺楠，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编辑：张献忠）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