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影与群像：周亮工编刊书籍策略及其转向

摘要：本文以明清易代之际的降臣周亮工编刊书籍为案例，观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读者、作者、出版者对作品的产生、刊刻、修改、流传产生的合力影响。周氏一生编刻自己与他人著述几十种，数量庞大。其编刻书籍可分四阶段，一是明亡前，备考、中进士、任潍县县令；二是顺治元年至顺治十二年闽狱案爆发，此阶段降清并在扬州、福建、京师任职；三是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闽狱案审理判决；四是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一年，遇赦南归与步入晚年。周氏编刻书籍前后期共性包括：追求立言不朽，多角度、多文体记载自己的一生；刊刻友人诗文集为主的著述；赖古而贵今，重视编刻当代人著述；喜编刻奇俊辨博之书；易代动荡，书籍随刊随修随毁。但顺治十八年闽狱案南还以后，他的刻书有了一些新变，主要体现在从此前专注于刻自己和友朋诗文集，到编刊重要的大部头明末清初人文章总集、尺牍集；康熙元年和康熙六年大规模刻书，南归后刻书规模、刻书频率皆远大于前。转变原因主要包括因为跌宕的人生经历，立德、立功在周氏人生中逐步剥离，晚年仅剩立言一途；后期更有存一代文献之使命感，有重视明末清初古文、尺牍的文学观念，并借以缓解闽狱案引发的经济窘境。

关键词：周亮工；刻书；书籍史；明末清初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6年第1期

文章目录

一、周氏编刊书籍前后期共性

二、周氏编刊书籍策略之后期转向

三、周氏编刊策略转向原因

虽然周氏后期编刊策略有转变，但仍有些特征贯穿其一生。

（一）立言不朽：多文体记录个人经历

周氏一生都注重记录个人经历，包括个人诗集、他人唱和集、笔记体记录。其中首推各阶段随得随刻的诗集单行本，可知者十余种，这也与其子记录相符：“先司农束发即好为诗，自诸生以至历仕所得诗章，皆勒之梨枣。”

崇祯十五、十六年任潍县令，在此期间有诗文集《友声》刊刻，今单行本不存。潍县抗清后刊刻周氏诗集《通填》一卷，今单刻本不存，存钞本。

入清至闽狱案（顺治十二年）前，刊刻自己的诗文别集《竹西吟》（顺治二、三年扬州期间，今单刻本不存）、《榕卮》《愾咢》《闲绿亭诗》《尤难为怀集》《秋棱》《蕉堂集》（以上在闽期间闽狱案前，今单刻本不存）。另有诗集《清漳城上诗》（约顺治九年，单刻与否不详，今不存单行本）。

闽狱案期间（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刊刻诗集《嘉树堂诗》（过苏州作，约顺治十二年，今单刻本不存）、《闽雪》（约顺治十三年到闽质审，今单刻本不存），另有诗集《北雪》（顺治十五、十六年京城狱中作，单刻与否不详，今不存单行本）。顺治十七年将此前诗集重新删定编排为《赖古堂诗集》四卷，让子弟在南京刊刻，初刻在顺康间，今存。另有写定赠人诗册，《赖古堂未刻诗》顺治十五年手书赠与王垓，今存；《菊帖》顺治十六年九月后手书赠与龚鼎孳，今未见；《情话轩近诗》顺治十七年冬手书赠与黎士弘，今存。以上三种均未刊刻。

闽狱案南还后，康熙间在山东青州有《云门诗》，十余首，曾刊刻，但康熙三年以前已被周氏毁版，今未见单行本。康熙三年或稍前刻青州诗《花之》，今未见单行本。《真意亭诗》，山东时诗册，未刊刻，今以书法册子流传。《偶遂堂近诗》不分卷、《恕老堂近诗》，为南还以后晚年诗作，前者初刻在康熙初，今存；后者未知刊刻与否，今未存单行本。康熙八年周氏将此生诗作单行本重编为全稿，誊录缮写，但未刊刻，稍后被周氏焚毁。

以上诗集大部分刊行，只有少量为书法诗册或者刊刻与否未知。除诗集外，周氏还会把不同阶段的见闻编为书。比如《全潍纪略》一卷，崇祯期间在潍抗清时的来往公文，当时刊刻与否不详，今存抄本。《盐书》不分卷，周亮工辑，为顺治初年在扬州任盐法道期间所作，今存清初赖古堂刻本。《入闽纪》《守邵始末》及《闽小纪》四卷，均为闽狱案前在福建所编，记录在闽地的经历、见闻、人文风情、自然物产。前两种今不存，未知当时刊刻与否，《闽小纪》存康熙六年刻本。康熙间编《印人传》三卷、《读画录》四卷，未完稿，生前未刊刻，生后其子康熙十二年代为刊刻，今存，内容分别是明末清初篆刻家、书画家传记。

与刊刻自己诗集相应和的，周氏还会或编或刻当时人围绕他所作的唱和集。《白浪河上集》一卷，为崇祯末潍县抗清后编刻士人关于此役的唱和诗集，曾刊刻，今存钞本。《万山中诗》不分卷，为顺治四、五年间在邵武编订并刊刻的当地诸生与自己的唱和之作，今存顺治初刻本。《清漳倡和诗》，约顺治九年郑成功清漳之围解除后，当地士人与周氏之唱和诗集，与周氏《清漳城上诗》相应和，未知刊刻与否，今不存。《瑞木纪》不分卷，康熙元年周氏葬双亲，灵柩底部异纹郁起，作奇石状，同时人多有诗文纪之，周氏集结编刻，今存清康熙刻本。《投赠周栎园先生杂文》，康熙初年扬州士人为周氏作的文章，书法缮写，未刊刻，今存稿本册子。《恕老堂酌酒与栎下老人歌》，此为康熙十年周氏六十之际诸多友人赠周氏命题诗，周氏次年准备刊刻，但结果未知，今未见单行本。

周氏试图通过多种著述方式多角度记录自己的一生，这一原则贯穿始终。晚明好名邀誉的社会风气浓厚，周氏长期浸润，早年参加复社的活动，与吴众香等建立诗社，一生中每到一地必定喝酒赋诗唱和、编订诗歌唱和集，用各种由头请人为之作文、作序、作诗、作画，此为时代风气。同时，周氏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追求立言以不朽，对于以诗文集为核心的著述自然格外重视。

（二）存其友声：刊刻友人别集

周氏一生除刊刻个人著述外，还刊刻了不少友人诗文别集，顺治和康熙间均有成果。如顺治二年为阮汉闻刊刻《阮太冲集》、为王厈刻《王王屋文集》、为盛於斯刻《休庵集》、为马御辇刻《龙桥赋》。闽狱案之前，为张民表刻遗集。康熙元年点次刊刻向远林诗。闽狱案间暗自决定他日为林云凤刊刻诗集，未果。康熙元年为王猷定刻《王于一遗稿》。康熙元年为吴嘉纪刻《陋轩诗》。为李昌祚订《真山人集》，有康熙七年周有德刻大业堂印本。易代之际，友朋凋零，周氏或者为亡友或者为贫士刊印诗文集，这也是周氏一生都在做的事。但局限在于为个人别集，且这些人为周友朋，覆盖面相对不广。

（三）赖古与贵今

周氏嗜古，从“赖古堂”作为书坊堂号、诗集合集名称可知。赖古，一是体现在他对古道之认同；二是他喜爱的篆刻为古学；三是他家的藏书多古本珍本；四是他家书坊刊刻古人著述，刻书事为周家几代人赖以生存的事业。周氏编定或刊刻的著述中只顺治间在闽邵武所刻严羽《沧浪诗话》、康熙间刻《广金石韵府》比较符合赖古特征。《赖古堂印谱》虽然为印谱，但所收为周氏个人私印。《读画录》《印人传》《赖古堂文选》及《尺牍新钞》一至三选所收也为明末清初人传记、文章、尺牍。《同书》《字触》《书影》虽然收录不少古代内容，但也有相当部分记当代掌故。其余记录自己经历的诗文别集刻本、合刻本、稿本、书画册子，以及自己的其他著述，刊刻的他人别集、总集等，基本是与周氏同时代人或明代人之著述。就连周氏的书画收藏，除古画以外，他也特别重视当代人的画作，比如多次求陈洪绶画作，并且资助了不少画家，如他的一生至交胡玉昆。周氏在编刻书籍和书画等文献收藏上，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和现实观照。

（四）奇书无价：喜刻奇俊辨博之书

钟惺：“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种。以施之书牍、题跋、语林、说部，当是本色。”

周氏编刊书籍中，确实有很多这类奇俊辨博之书或者相关内容，这种归类以风格为核心，打破以内容为核心的四部分类之藩篱。

书牍之类，周氏编过卷帙庞大的《尺牍新钞》一至四选（四选《牧蘼集》未刊刻亡佚），收录明末清初士人书信数千通。

题跋之类，周氏《印人传》《读画录》为明末清初印人、画家所做题跋，其写法除生平逸事外，很多是叙述与周氏的交往、对其艺术的评论，可算入题跋类，《印人传》小标题基本为“书某某印章前”。周氏曾有读画楼贮藏明末清初人书画，在其诗文集中也经常能看到索画、获赠画的记录，《读画录》所收正是以这些藏画为基础，以画家为纲所做题跋。另有《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书法册，未刊刻，为周氏据所藏明末清初画家画册所录。《白浪河上集》《万山中诗》《瑞木纪》《清漳倡和诗》《恕老堂酌酒与栎下老人歌》则是周氏收集他人赠予诗文、题跋，最终刊刻或准备刊刻。至于周氏与人的诗册、其他题跋，如《情话轩近诗》《赖古堂未刻诗》《真意亭诗》之题跋，他人赠予周氏的诗文题跋如《投赠栎园先生杂文》，则多为单册书法作品，多未刊印。周氏的这些题跋，很多体现的是其人际网络。

至于语林、说部之类，《字触》讲拆字解字，其中有很多神秘事件。《同书》把历史上一些类似的事件系联在一起，其中有很多光怪陆离的奇谈。《书影》收录古代笔记的很多记载，并补充明末清初许多奇闻轶事，如记载能工巧匠、堪舆看相、底层民众生活，记载鸟儿说话、幻化等奇异故事。《闽小纪》记载周氏所见闽地风俗物产人物故事，比如讲墨鱼、鲍鱼、西施舌、海参、朱竹、白樱桃等物产，所谓博物之学。《书影》《闽小纪》等中的一些章节，完全可以以小说视之，比如《戚三郎传》故事离奇，情节跌宕起伏，是易代之际脱胎现实的一篇优秀小说。《戚三郎传》被《书影》收录，同时也见于周氏死后其子所编刻的《赖古堂集》中。正经的诗文集收离奇故事，是因为这篇文章虽有神鬼的掩护，披上志怪小说的外衣，但本质上展现了清军屠杀扬州的残暴，否则神鬼小说何以入诗文集。

以上这些刊刻的奇俊辨博之书，一是周氏兴趣所在，诗、书、画、墨、印，他都热爱，而且为此有各种艺术实践和艺术收藏，曾举办雅集祭墨，他对同时代诸多画家、印人的点评和资助，都对清初的艺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是这些书籍的刊刻，非常符合明末清初的世风，具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也为周氏带来不菲的收入。

（五）易代动荡：随修随毁

周氏因为自身在政治上受到的摧残和易代的诸多忌讳等，其著述从创作到刊刻到修补版到毁版，一直都在经历被修改的命运。诗集之间的内容修改，如从《赖古堂未刻诗》稿本与四卷本《赖古堂诗集》刻本对比，发现稿本诗题多处存王逸庵字样，因为此稿本是周氏闽狱案中即将被逮北上之际周氏赠与王垓之诗，而王氏为潍县旧人，现为出使琉球使臣；再比如《通填》中抗清诗歌入清后被改头换面为四卷本《赖古堂诗集》中福建射乌楼抗击郑成功诗歌，射乌楼一战之时，周氏身陷闽狱案中，藉此戴罪立功；再如四卷本《赖古堂诗集》中许友的名号被隐去，许友正是被闽狱案牵连下狱之人。初后印之间的修补版差异，如《书影》康熙六年刻本经过四五次修补版；《尺牍新钞》一、二、三选均有初后印差异，尤其是二选大量替换条目；《闽小纪》现存是原翻刻差异，但可以通过证据推论出其实是初后印有差异造成的，后印经过剜版、增刻内容，且这些修改均是周氏本人所为。毁版毁稿更在周氏一生中发生多次，其诗集单行刻本接近二十种，但现存单行本刻本不过《偶遂堂近诗》一种，因为其曾经多次毁版毁稿。入清以后，明代抗清的诗、文、唱和集、选文等被毁版毁稿，周氏明确提到《白浪河上集》被毁版毁稿；入清以后新作涉讳的被毁版毁稿，如周氏明确提到扬州诗集《竹西吟》被毁；周氏在遭遇政治挫折以后，时不时毁版毁稿，如周氏提到康熙初劈掉青州诗作板片，周在浚等记载周氏晚年毁掉平生著述的板片、手稿等。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周氏著述的品种、数量、样态均非常有限，大多数被毁，留存下来的也只是修改过程中的一种或几种样态。

因为时代的更迭，著述主动或被动被毁、被改，是易代之际的普遍现象，非周氏一人而已。不管何时何地，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地位非常微末，身居高位的士大夫如此，底层民众更是如此。

纵观周氏一生，明清易代为其人生第一大转折点，而顺治间的闽狱案为第二大转折点。周氏编刊出版几十种著述，更有很多著述和诗集之唱和、题跋并未正式出版。周氏有“更生”之字，潍县抗清为一次重生，遇赦南还为另一次重生。从顺治十八年遇赦南归后，作品的创作、编刊发生了很明显的转向。

（一）从个体到群像，从别集到总集

比之稿抄本，书籍通过刷印等方式正式出版会形成更广大的影响力，而且当作者决定面向大众出版时，所要考虑的不仅是单纯的写作或编纂，还有其他多重因素的顾虑，这些顾虑反过来会影响文本创作和修改。正如罗杰·斯托达德所言：“决定出版，而非文本创作，是……一本书籍诞生的第一步。”

周氏著述的刊刻时间可能比创作时间更为重要，付诸刊刻实践，表明他已经决定将其推向大众，以达到传播自身学说、理念及保存文献等目的，而非小圈子内阅读。闽狱案结束南还（顺治十八年初）以前，周氏刊刻书籍偏向他个人，如他个人的诗集单行本、士人以他为中心的唱和、个人著述、周氏友人的著述，但是在闽狱案南还以后，刻书内容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个人著述依旧不断刊刻，但开始刊刻总集和丛书，而且所涉人物主要是明末清初的人物。

比如《赖古堂文选》二十卷，为明末清初人的文章总集。全书二十卷，分序、贺序、赠序、引、题词、书、传、书事、碑记、记、志铭、墓表、祭文、疏、论、辩、议、说、赋、题、跋、书后、文、募疏、杂文。入选作者有钱谦益、徐世溥、艾南英、陈弘绪、方文、万时华、侯方域、谢三宾、徐芳、娄坚、胡介、高阜、黎士弘、董以宁等明末清初人。此书顺治初开始编纂，钱谦益顺治十一年为之序，则当时已经成书，但直到康熙六年周氏才正式为此书作序并刊刻，今存康熙六年周亮工刻本（多部），可以看到在大规模刊刻之前，如果只是以稿本抄本形式流传，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比之编纂时间，这里刊刻时间更为重要。周氏在编成十多年后才付诸枣梨，必然是有什么助推因素，不管是基于个人还是基于时代。而影响更大的《赖古堂尺牍新钞》一选十二卷、二选《藏弆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卷、四选《牧靡集》，为明清尺牍总集，均于康熙初编纂，前三选刊刻时间为康熙元年、六年、九年，今存；四选未刊亡佚，收录数千通明末清初人尺牍，入选作者包括高攀龙、曹学佺、谢肇淛、宋祖谦、王铎、纪映钟、顾梦游、杜濬等明末清初人。再如康熙十一年刻丛书《赖古堂藏书甲集十种》，所收作者也是明末清初人，其实赖古堂有诸多古本善本，今天仍能见到不少钤盖周氏印章的善本，但他却选择了这些明末清初人的著述，可见其选取标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闽狱案后，周氏的编刊策略已经从过去注重以个人为中心刊刻书籍转变为展现明末清初整个士人群体。

另外，钱陆灿将钱谦益《列朝诗集》前小传汇集成书，周氏康熙五、六年间为之手定作《删定虞山诗人传》（明诗人），并谋划刊刻未果，康熙青州期间谋划刊刻黄传祖明代古文短篇选本《识小录》未果，写作《印人传》《读画录》（均为明末清初印人、画家），均是基于此的努力。

（二）脉冲式刻书、频率高、规模大

周氏编刻书籍活动贯穿一生，比如几十种诗集单行本小册子都是随作随刊，刊刻最为及时。一是周氏想让这些诗歌及时流传并得到同人评价的心情比较急切，二是这些单行本往往一集只有数十首诗，体量较小，刊刻难度低，不一定要在南京周家书坊刊刻。但更多的个人著述和他人著述，有三个年份刊刻书籍特别密集，分别是顺治二年、康熙元年、康熙六年。顺治二年个人著述刊刻比较贫乏，但刊刻友人诗集频繁，比如为阮汉闻、王厈、盛於斯刻遗集，这些人都是周氏亡友。康熙元年周氏频繁刻书，编著如《瑞木纪》《尺牍新钞一选》《杨朱两先生著述目录》，他人著述如刊刻向远林诗、王猷定遗稿、吴嘉纪诗。康熙六年刻书尤多，如刊刻撰著《字触》《闽小纪》《书影》《赖古堂印谱》，刊刻编著《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赖古堂文选》。顺治二年本在南京，随后降清，任职扬州，刚经历易代，元年至二年周氏有时间为亡友编订遗集，且扬州离周氏南京书坊近，便于监督刻书，易代之际亦有存文献之必要，尤其几位是比较底层文人，若不刊印更易流散。周氏顺治十八年闽狱案结束南还南京到康熙元年间，有时间可以整理编订刊刻书籍，而且南京也是周家书坊主要所在地，经历多年牢狱之灾，周氏更感到刊刻自己与友人著述的迫切性，此前积累的多种大部头著述也有了时间、精力和刊刻条件付梓。康熙五年九月周氏从青州南还抵达南京，六年任江南江安督粮道，治署在南京，有此时间与地利之便，周氏刊印书籍数量达到高峰，该年周氏专注于将已经编订的著述付诸刊刻，而且继续选定尺牍集二选付诸刊刻。另，顺康间周亮工子为其刊刻四卷本《赖古堂诗》，康熙九年周氏还刊刻《尺牍新钞三选》。纵观周氏刻书高峰，大约天时、地利、人和、外部环境、物质条件等因素可以促成周氏大规模刊刻书籍。综合而言，从顺治十八年南还到康熙十一年去世是周氏刻书高峰，刻书规模、刻书体量、刻书频率高于此前。

周氏晚年编刊策略转向原因，主要笼罩在易代大环境下个人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之中。

（一）际遇与信念：三立到立言

周氏早年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之意愿，而崇祯末年潍县抗清正是三者可以高度趋同的时候。忠臣独存危城，所谓立德；因为军功，以廉卓被提拔，所谓立功；在潍坊围解后刻诗集《通填》、刊刻潍县士人唱和集《白浪河上集》、编订潍县抗清来往公文《全潍纪略》，以此全方位记录自己的功勋，所谓立言。

降清以后至闽狱案发以前，周氏因为变节，在立德一途已经失去合法性，他只能通过刊刻部分友人著述、与遗民保持交往，或者以保百姓而出仕为理由，来消解自己的“不道德”，但此时他并不太看重自己“不道德”，而是把精力放在立功与立言上。在扬州收拾残局，在福建打击流民军、对抗郑成功，他也得到足够的回报，官至福建左布政使、户部右侍郎，此所谓立功。与之相应的，周氏每到一处任官，都有大量的诗歌别集刊刻，包括《榕卮》《愾咢》《闲绿亭诗》《尤难为怀集》《秋棱》《蕉堂集》等。此外还有一些杂著，如编刊《盐书》《入闽纪》《同书》等，编纂《闽小纪》等。刊刻古人书如元黄镇成《秋声集》四卷、宋严羽《沧浪诗话》等。周氏此阶段因为自己在新朝有大好前途，多地为他修祠堂，得百姓爱戴，所以并不会因为失去“立德”的合法性而特别难受，立功、立言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直到顺治十二年闽狱案发，他沦为阶下囚六年时间，一度要论斩没籍，立功幻想才烟消云散。闽狱案期间，他沉迷于诗歌创作，而且藉助诗歌为自己营造舆论，比如《闽雪》一集，以闽之雪言自己的冤屈；与众人的唱和诗歌塑造自己得人心的形象；狱中之诗和狱中所编《书影》，以苏轼乌台诗案自比。经闽狱案，所谓三不朽，对周氏而言只剩立言一途。因此在顺治十八年出狱南还以后，不管是个人著述的编纂、刊刻，还是他人著述的刊刻都如前所述在品种和规模上有所增加。无奈康熙年间他又遭遇江南粮署案再度下狱，结案后周氏心灰意冷，在去世前一两年焚毁了所有的书版和刊印书籍、稿本，归于虚无。当然，他马上又后悔，但已不可挽救，所幸已经刊印发行的著述部分流传下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立德、立功、立言在周氏一生中的依次剥离，从晚年焚书稿书版又后悔上来看，周氏最终还是珍视他编刊刻印的这些文字，追求以立言不朽。周氏晚年回忆起潍县一战，说到“若使周某当日遂死，岂不与日月争光哉”，正是他在入清经历两次牢狱之灾以后最真实的内心活动。

（二）存一代文献

周氏一生始终坚持刊刻自身诗集，或者是与他相关的唱和集、雅集，或者是为自己亲朋故旧刊刻诗文集为主的著述，这些都还是以周氏本人为中心。但闽狱案以后，周氏在清廷政治受挫，有了故国之思，而且为了拉近与遗民的距离，达到自我心灵救赎，同时也能存一代文献，遂将精力转向明末清初士人的总集编刊，尤以卷帙庞大的《赖古堂文选》的刊刻、《尺牍新钞》一至三选的编刊为代表。

《尺牍新钞》一选选例解释为什么只选明末清初人而不选古代人，原因之一：“盖以数十年间，风气大开，阐扬不及者颇富。邓林之名材，未经搜采；荆山之秘宝，尚待攻求。从此辑成，自然巨丽。古今错杂，终觉不伦也。”

即考虑到近几十年风气大开，但许多人与文没得到相应的重视，所以他选《尺牍新钞》“意在阐幽，非徒射利”。而且为了达到“阐幽”的效果，他在一选的广告中鼓励翻刻，“任其翻刻，不禁可焉”；在得知内容被抄袭但周氏名号被抹去以后，他在二选广告序中谴责这种行为，要求照原样翻刻，“但前集曾白坊间，许照鄙刻重梓，而一时好事用其十七，杂以二三，图惑世目，殊觉不伦。且是役也，止冀扬芳，匪为射利。请与诸公约，是集出后，仍照原刻梓行可也……”

三选序中又重申了告诫抄袭者照原样翻刻，此集编选为阐幽非射利，“若不似从前错谬姓氏，改易字句，则虽公然窃取，犹是阐扬初意也，并此亦在所不禁，恕亦至矣。”

从这种不禁翻刻，但是要求照原样翻刻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周氏编选《尺牍新钞》为人阐幽第一，即保存明末清初一代文献；为己扬名第二；谋利放在最后。

（三）诗文观念

周氏选编刊总集、别集只收明末清初人，还与他的诗文观念有关。在《尺牍新钞选例》中，周氏云：“谋文无定，通变趋时，踵事而增，后来居上。……是集断自数十年以来名家，不特远古所宗，不须赘设；即传闻之彦，弗更遐稽。”

周氏觉得文总在更新变化，且后来者居上，因此《尺牍新钞》重在“新”上，只录近几十年名家，不录古代之作。周氏《赖古堂文选序》：“（古文一道）独是近数十年来海内操觚之士有志复古，后先振起，其间雄文遂如林立，而未有汇成合集、总揽一家者。予以暇日，偶因所见，掇而盈编，以志一时之盛。”

周氏一方面认同左国史汉、唐宋八家，另一方面对明末清初的古文创作并未加以否定，而称之为“雄文林立”，因此加以汇集保存，这也是周氏专注于选明末清初作品的原因。

（四）经济考虑

周亮工生于南京出版世家，祖父已经在南京经营书坊，父亲周文炜短暂做过诸暨主簿这样的中下层小吏，但一生中绝大部分精力还是在经营书坊，庞大的周家在明末的南京是能与唐家相抗衡的刻书家族。周氏中进士以前，崇祯元年刊刻的《血战》是为科举刊刻，受众广，商业性不言而喻。但中进士以后到闽狱案前，周氏刊刻的基本是他个人诗集、友朋诗集、友朋唱和集等，这些著作个人性过强，显然其刊刻不是为市场考虑，周氏彼时身居高位，家族财力也非常雄厚。闽狱案中，周氏在福建、北京狱中，家人也为之奔波，他这段时间虽然有编纂书籍，但大规模刻书的物质、人员条件不充分，因此这几年刻书很少。闽狱案从顺治十二年爆发到十八年结束，前后六年多，顺治十三年审讯时甚至认为周氏贪污四十五万两，反复在京城和福建之间审理，时间久、地域广、牵涉金额大、涉事人员多，周家前后为了营救周氏花费大量钱财。顺治十八年回南京后，刊刻书籍的天时、地利、人和具备，周氏在康熙元年和康熙六年迅速把以前编好或现编的“奇俊辨博”类畅销书籍刊刻发兑、投向市场，这类书籍如《尺牍新钞》一至三选、《字触》《书影》《闽小纪》等，《赖古堂文选》这种当代名家选本也有广泛市场。所以尽管射利不是周氏刻书的第一要义，但闽狱案南还以后，缓解经济压力也是一个现实原因。康熙八年又爆发江南粮署案，一度论绞，后又遇赦得释，其《与张瑶星》：“城中苦米贵，苦毒热，山中想复同。独是弟既苦此间之追赎，又苦闽地之赔偿，其苦非恒人所有。”

提及直到康熙八、九年，闽狱案之赔偿仍是他巨大的负担，更何况又新增粮署案的追赎。

周氏所刻这类“奇俊辨博”之书的商业因素，在书籍实物上多有体现。比如从周氏编刊书籍的装饰上，在一些书籍内封上钤盖红色的魁星印章、蟾宫折桂印章，以防伪、宣传、装饰；钤盖“奇书无价”“已刻一字不载”等发兑广告章以自我标榜；再比如尽可能装饰内封，刻刻书题识标榜书籍内容独一无二、刊刻仔细无误；再比如基本每部书都请名人为之作序，借以自重；再如前述《尺牍新钞》一至三选太过畅销，甚至出现了盗版书，周氏在二选、三选中严厉斥责了这些淹没周氏姓名的盗版者，而且二选的后印本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与盗版者竞争，还把初印本中的长篇替换成多篇短篇书信，而选短篇是盗版者提倡的选文标准。

总之，周亮工编著与刊印书籍数量比较庞大，一是周氏有强烈的借重立言不朽的志向，因此创作非常勤奋；二是有保存一代文献的意愿，因此多番收集和刊刻自身与他人著述；三是得益于自身家族为刻书世家，周氏有刊刻书籍的物质条件，因此才能编刊数量庞大的著述群。但周氏编刊书籍在闽狱案南还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他一生不遗余力多角度记录个人经历，不仅个人书写，还借他人之手书写自己，力图塑造自己在政坛、诗坛、文坛、画坛、书坛等领域执牛耳或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形象，但在经历闽狱案后，他开始突破自我，为明末清初的士人刊刻以《赖古堂文选》、《尺牍新钞》一至三选为代表的总集，展现明末清初士人群像，达到保存一代文献的目的；而且闽狱案南还后他的刻书频率和规模均远大于此前，这与刻书软硬件条件、周氏个人际遇、个人思想、诗文观念、经济因素等均有直接关系。且易代之际，社会动荡，大量著述编纂、刊刻、修订、销毁，在周氏著述中也有精彩展现，以一人命运可见一代人之命运。周氏是明末清初士人之缩影，我们可以通过对他编刊书籍之分析，看到经济、政治、文化、读者、社会风气、作者、出版者等多重合力对作品创作和刊刻传播产生的影响。

本文的写作修改得到陈广宏老师、诸雨辰老师的指点，谨此致谢。